新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作者：Neil Leach（英国）北京的天际线在近期内发生了改变，涌现了一批新建筑，如OMA设计的中央电视台大楼、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以及PTW事务所设计的“水立方”，属于这个世界最惊艳的奇迹。这三个建筑是建筑感性转变的证据，这个转变支持了很多作品的创作。这表明统治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旧有体系正让位给新的设计方法。也许在对结构和装饰的态度上表现最明显的是由罗伯特·.文丘里、斯科特·布朗和斯蒂芬·艾泽努尔在他们开创性的著作《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倡导的对“装饰的外壳”的强调，尽管已经影响建筑创作数十年，但最终走向衰落。我们所见证的是一种新的表达：结构已不再是服务于装饰和隐藏在表皮以下，立面也不再被玻璃幕墙的逻辑统治，取而代之的是结构被表现在外并作为一种装饰形式。这并不是说结构凌驾于装饰，而是结构与装饰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定义：结构装饰化，而装饰则结构化，结构和装饰相辅相成。这背后显然存在一个潜在的结构性能趣味。诸如“性能”这样的时髦词汇已开始出现，对结构效率的关注在特定的激进建筑师群体的作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里就有很多例子；同时，历史上一些对结构性能有很准确认识的建筑师，如高迪、奥托和奈维尔，被重新审视并成为评论焦点。更有甚者，一些像塞西尔·巴尔蒙德那样被德兰达尊称为“材料哲学家”的当代杰出结构工程师，已经成为被人崇拜的偶像。同对结构性能的兴趣并行的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对环境性能的兴趣。正如智能结构可以减少材料量的使用一样，智能的环境设计也可以减少能耗。对结构和环境的兴趣最终都是基于“性能”的相同逻辑：来自有效率的使用材料和减少垃圾的压力。由此，它们作为时代新宠，在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建筑流行文化中不会过时，当然它们也应该在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对性能的关注激发了人们对材料和其性能越来越大的兴趣。这既是指要利用新的材料，如“水立方”上使用的聚四氟乙烯，也指对更多传统材料的智能使用，如“鸟巢”的钢结构。矛盾的是，这个要义常常贯穿在“非物质化”过程中，即通过编程、代码和参数化软件的使用，对材料的物质性能进行探索。人们不难发现，当代建筑设计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建筑设计的重心从对建筑纯视觉的关注转向对其性能的评价。结构、建造、经济、环境以及其他诸多参数，这些曾经被归为次要的因素，如今日渐重要，并正被作为积极因素纳入建筑设计过程中。看来，建筑的风格和外观将失守往日的领地，一个新的范式正在涌现。这一新的范式可以被理解为击溃后现代主义审美的一个尝试。它试图将建筑设计置于一个比较客观和伦理的框架内。在此框架内，对资源的高效使用超过了对作品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审美嗜好。这里提到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包括相对保守的、将应用型装饰图案装饰化使用（正如后现代主义被广泛理解的那样）的流派，也包括像解构主义那样将外观置于性能之上的激进流派。德勒兹和新的科学思考建筑理论也体现了类似的转变，20世纪80至90年代，从结构主义者的逻辑（以查尔斯·詹克斯和罗伯特·文丘里这些建筑作家为代表，启发了早期后现代主义者对符号学的探寻）到后结构主义者对德里达著作意义的探索（这启发了建筑师埃森曼和屈米），建筑理论始终处于文学理论和欧洲大陆哲学的统摄之下。而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学术界对这类理论的兴趣明显减退。然而这并非支持了建筑理论家迈克尔·斯匹克思的理论，他声称我们正目睹“理论的死亡”。这只不过是一个反理论的理论，而在理论之外并无立场。任何形式的建筑实践都被一种理论的冲动所启发，即便是一个藐视理论的实证主义者。甚至我愿宣称，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新的理论分支，一个融合了科学、技术和实践的理论。这个新理论的主要观点都可以在德勒兹的哲学里找到根据。如果说还有哪个20世纪的大陆哲学家能够在从对语言学的关注转向对世界的物质理解的智力时尚的变化潮流中幸存，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德勒兹。他在某些激进的建筑圈子内成为受宠的哲学家，在这个圈子中，图解的概念占有主导地位，对材料性能的探寻成为无上的准则。德勒兹在其著作中很少涉及建筑，但是在他和费利克斯·加塔里合著的《千座高原》中，有一个很确切的对于建筑设计两个相对应观念的表述，这就好像整个建筑历史结构是可分为两个对立但相互关联的观念。一个是广义的美学观念，试图通过一些预先设定的“模板”，将形式强加到建筑材料上（在这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比例和其他视觉秩序的系统）。另外一个是广义的结构观念，允许形式根据一定的程序要求“涌现”。第一种观念被德勒兹和加塔里描述为“罗马式”。这个词似乎有点局限，它的原则广泛涵盖了在“古典主义”旗帜下一系列的风格手法。这不仅包括古典主义本身，如罗马和希腊式变异到罗马风，到文艺复兴式、风格主义、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同时包括任何一种关注于外观而非性能的观念。第二种观念被广泛定义为“哥特式”，这样的设定表明它是一种方法，而非如在19世纪那样被当作一种风格。它是一种过程超越形式的设计方法。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涌现”，正如哥特式拱顶几个世纪不断优化结构效率，直到建构出精细的扇形拱顶那样。在这种观念下，建筑成为相互竞争力量的结果，是一个引入人类居住冲动并适应冲动的程序化的结构。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哥特式”和“罗马式”在本质上就如同将建筑解为动态，抑或是静态模式那样，差别巨大。与其说从风格角度去描述这两种不同的观念，还不如说德勒兹和加塔里将其看成不同的“科学”。一个是内衍的科学，认为世界是由力、流和过程组成。另外一个是外延的科学，用法则、规律和陈述来理解世界。换言之，一个是光滑的科学，而另外一个是条纹的。德勒兹和加塔里还将这种对立描述为游牧的、战争机器的科学和皇家的、政府的科学。后者是一个等级系统强加其上的固定的、预设形式的科学。相比之下，游牧的战争机器科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对运动中的每个单独的事件回应。正是这种“哥特式”精神，被那些深受德勒兹建筑“性能转变”思想影响的当代建筑师所赞美。德勒兹的思想之外，一个新的“性能”建筑的理论架构已经出现。新唯物主义我将这个新理论称作“新唯物主义”，这是一个由曼纽尔·德兰达创造的词语。德兰达自封为“街头哲学家”，在对德勒兹哲学的研究上小有声誉，并且他还在美国东海岸的诸多建筑学校任教，在建筑学思想领域有相当影响。德兰达使用这个词界定了新的理论范式，不但作为以生物学家达西·汤姆森和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为源头运动的回溯宣言，而且融合了最新的从各个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涌现的科学思想，比如MIT的媒体实验室和圣塔菲研究院，德兰达通过自己的理论著作有效地界定了这一范式。如《千年非线性史》将整个城市发展投射到物质过程的框架中。他的其他著作，如《集中科学》和《虚拟哲学》继续了这个思路，审视了德勒兹笔下的科学理论。在一个更准确的建筑框架内，德兰达写了一系列文章借鉴德勒兹的“哥特”精神概念，探索了关于实践的相关思想。最近他又在《DOMUS》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唯物主义”的文章，关注仿生、智能材料和其他当代材料问题。新唯物主义可以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对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依赖于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同的基本原理：我们从表面看到的是背后的更深刻过程的结果。但它把这个原则，从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扩展到整个文化，新唯物主义背后的关键点是承认象征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而是物质的表达。我们对一个建筑“意喻”着什么之类的象征关注得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着眼于性能和材料的表现。在德兰达看来，正如我们需要从经济、社会和其他形成城市的政治力量去理解我们的城市一样，我们也需要从物质过程的角度去理解建筑设计。新唯物主义的概念作为一个哲学名词，至今仍未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如果一定要定义它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德兰达的著作中找寻与之相关的间接阐述。在建筑圈子内，除了德兰达，很少有人使用这个词。不过很显然，它将对激进的设计圈子内的一系列探索加以理论概括。这些探索既包括如MANFERDINI工作室、MATSYS、伊东丰雄事务所、OMA、LAVA、OCEAN和MATERIAL ECOL-OGY这样激进设计事务所的作品，也包括虽然没有使用“新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但涉及这个主题的大量有影响的著作。对“新唯物主义”的兴趣还在创新的结构工程师那里与日俱增，如塞西尔·巴尔蒙德、哈尼夫·卡拉和佐佐木睦朗。另外，数字建造技术，如数控机床、激光切割、3D打印，在全球的建筑教育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英国的AA、瑞士的苏黎世高工和美国的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同时，这还反映在对于启发设计的非物质过程，如脚本、编程和参数化建模等日益增长的关注。新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可以用来形容这些新的工作，他们是对后现代主义透视画法的反思。我们应认识到，这些建筑师的作品和“非标准”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作品会存在某种外表的相似，不过，只是相似而已。在“后现代”设计探索中，建筑师被视为天才的创造者，对这个世界施以一个自上而下的形式，而结构工程师的角色则是将这些大师的设计予以实现，尽可能接近他最初的诗意表达。而更多当代“新唯物主义”的建筑师在新的形式范式下工作，他们是过程的控制者，推进自下而上的生成性结构形式的涌现。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找形”而非“造形”，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形成”而非“形式”。“形式”这个词汇本身就应该归入“形成”的辅助地位。同时“形成”必须与“信息”和“性能”关联，当建筑关注于性能，那么它将较少考虑形式，更多关注于材料形式“形成”的论述，也就是说，“形式”必须被性能原则所启发，而遵循材料形式“形成”的逻辑。换句话说，新唯物主义的逻辑正在以一种普遍的形式出现，不但启发着新兴一代的建筑师和建筑系学生，也催生出如“鸟巢”、“水立方”和中央电视台新址这样一批如此激动人心的北京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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